最后，法律秩序建立在主权者的决断之上。
[50]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0页。但这方面也不无遗憾：在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法学界讨论与财产国家所有权对称的国有企业权利时何以不依据《宪法》第16条里国有企业有权自主经营的规定？这就是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啊。
[53] See S.Tzvetkova and C.Hepburn, The missing economic measure: Wealth,Our World in Data ,March 26, 2018, https://ourworldindata.org/the-missing-economic-measure-wealth.[54] See Total wealth by asset group, World, 2014, OurWorldinData.org/the-missing-economic-measure-wealth CCBY.[55] See F.L.Attenborough（edited and translated）, The laws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pp.7-13.[56]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2022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对该司法解释作出修改。不过，由于国有事业单位与国家机关关系的紧密程度不同，职能也不同，因而基于国有经营性资产形成的法权结构也会不一样。2021财政年度全国广义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的决算数为19.880千亿元，花费在教育管理事务、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留学教育（其中的外国人来华留学教育系外交支出，从而划入生成权力的范围）、特殊教育（包括为教育、挽救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学生开办的工读学校教育）、进修及培训（包括干部教育、培训支出、退役士兵能力提升）和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主要是城乡中小学教育设施、校舍建设）等十多个方面。事实上，人是生产过程的产物，从孕育到出生、成长，维持生命延续，被称为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笔者阅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恩格斯以上论述得到的直接启发有三点，而这三点正好反映了把人的生命、身体乃至人口作为资产予以承认的必要性，以及不予承认的不合理性：（1）每一个个体的人，从胚胎到成年，无时不需要有人出钱养大，而养的内容，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从最基本的吃饭穿衣，到受义务教育、职业训练，再到受程度不同的高等教育，涉及领域极其丰富多样。
或许这也正好解释何以美国各地常常表现出不小程度的无政府状态。[52]显然，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在经济学意义上是被视为生产过程产出的产品看待的，马克思所说的被创造出的人身材料，就是人的生命、身体、器官、肢体等构件。（二）行政组织法治主义的推进当然，行政的组织之政治性与实体裁量性，并不意味着这是法外之地。
[40]由此，行政手段的考量比以往要更加牢固地锚定在行政的组织过程中。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框架。[2]简单提及行政组织法治建设应当助力于提高行政效率或效能的早期文献较多。[68]参见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4页。
[61]国家任务/行政任务的确定所涉及的这些实体内容，恰恰是政治的基本要点。而政府购买农民工服务又关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劳动力转移，关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关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和现代化建设使其城乡人口资源在各区域、各领域中的优化配置。
例如，198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以下简称《国务院组织法》）的确没有任何变化，其中的有些条款显然已经被现实突破。[32]（三）资源配置与行政任务是否匹配任何行政任务的完成，毋庸置疑地须要付出相应的人力、钱款和物资等资源，亦即所谓的行政成本。然而，行政任务并不是单一的、确定的，并不是像在数学公式中用任意一个简单符号就可以代替的。检验向度的清单似乎还可以继续沿着内设机构、机构间关系、组织间关系、激励机制、责任体系等往下列出，但以上主要向度的例举，已经可以比较充分地说明，行政任务的引入，的确可以为组织效能原则的应用提供目标指向，可以从多个向度考察如何打造组织才有助于高效实现行政任务。
言其开放，主要是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在民主原则之下，让政治性和裁量性极强的行政的组织过程是向价值理性——与多元利益及所属公众关联——和工具理性——与科学认知、技术应用等关联——开放的，是需要获得它们支持的。（一）行政任务的去与留有时是较难判断的某项具有公共管理或服务性质的任务，以效能原则衡量，究竟是适宜由国家承担并通过其成立的行政组织去完成，还是国家根本无须承担之，该任务所要达到的目标，通过完全的或较大程度的个人、市场或社会的自治就可以实现。参见马英娟：《大部制改革与监管组织再造——以监管权配置为中心的探讨》，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6期，第37页。由于行政任务的多样性，并非所有的行政任务都需要依据公法成立的、拥有命令-控制权力的组织去承担，成立或使用私法人来执行行政任务的私法组织形式的行政并不鲜见，而通过私法组织执行公共任务时，相应的法律关系受私法调整。
[22]的确，行政的组织有着基于不同标准的分类，且不同类型组织有更适合其完成的行政任务。多元的且相互紧张的行政任务的存在，就给效能原则对组织行政的检验带来十分复杂的工作。
[65]例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发〔2015〕36号）、《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201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2018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厅字〔2019〕34号）、《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2021年1月10日）。加之行政的组织极具政治性和裁量性，组织效能原则宜定位为兼具实质内涵和开放、反思性质的行政组织法治原则。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6期。这就可能会对产出进行短视的检测，而不顾及其长期效能如何。[40]参见王蔷、任庆涛：《扁平化组织的组织模式架构》，载《经济管理》2004年第5期，第14-15页。例如，政府出资给予培训农民工的机构以专项培训补贴，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建设农民工培训机构，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选取培训机构，或者政府投入专项资金打造劳务品牌培训基地。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例，2018年修改时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修改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66]。首先，行政的组织之基本框架和基本安排都是由代议机关决定的，且背后又多由执政党根据其政策提出议案。
[71]只是，这些规定往往止于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精简、统一、效能提高效率效能等表述，而没有进一步的可以起到引导、调控作用的配套法规范。科层制和扁平化的对立同样如此。
另一方面，又增加了除外规定，即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四）行政任务是有优先序位的由于行政任务的多元性、层次性、复合性，对于需要完成多个行政任务的组织而言，就面临着在一个时间节点上优先处理哪个或哪些行政任务的问题。
由于行政的组织须要及时因应现实变动，包括执政党政策的变动，而我国的立法机制并不能够像有些国家那样几乎同步进行机构改革与法律修改。组织效能原则是兼具实质内容和开放、反思性质的行政组织法治原则，为体现之，有必要未来在专门的、单行的行政组织法或者基本行政法典的行政组织部分有相应的法规范，这是本文的核心主张
4.关于第59条第2款侮辱、谩骂的方式同威胁、围堵、拦截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结合第137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在第137条增加一款规定，设定删减或篡改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责任。实践中，行政相对人出于一时情绪激动，出口带脏字等也很难完全避免，就因此而对其从重处罚，缺乏充分的合理性。作为一部法律，在权限上可以作出如此规定，若最后该条款通过，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就得做相应修改。
行政拘留对公民权益影响很大，立法法将设定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权力交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将行政拘留作为对严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来对待，这都反映出立法者对行政拘留的慎重态度。（3）由于法律后果是直接施以拘留，所以，持续干扰这一标准应该更加明确为好，以免执法部门对事实的认定产生巨大差异。
每一个涉及加重处罚的条款，都应该给出为什么需要加重的理由，都应该给出充分有力的数据或研究来证明加重处罚是可以有效收到治理效果的。后者第13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除非情况紧急，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特别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核确有必要的，可以特别令状的形式批准。8.关于第100条对人身进行检查并且从人体上提取生物识别信息和生物样本的措施，严重涉及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该措施的采取应当进行程序上的严格控制。
这种重罚主义的立法倾向是否合理，希望立法者慎重考虑。因此，在赋予公安机关此项权力的同时，应当对调取、收集证据的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1. 关于整体上加重处罚的规定修订草案有许多条款增加了罚款、拘留的惩罚力度，即针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较以往加重了处罚。9.关于第101条第3款随着性别意识、男女平等意识和人格尊严意识的增强，建议该款修改为：检查身体，应当由与被检查者相同性别的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
（3）第34条第五项规定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声誉、名誉，会牵扯到宪法保护的科学研究的自由，因为对历史真实的研究及其发表，可能会涉及到英雄烈士的声誉、名誉，若一味维护英雄烈士的声誉、名誉，而阻止相关的科学研究是不合适的。 意见出具人：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23年9月9日 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
但是，修订的条款有三点值得认真思考：（1）原先的规定是由公安机关出面执法，或警告或罚款，现在先由有关组织、单位、部门出面处理，虽然有加强社会治理的意义，但是，也潜在地有引起更多社会矛盾的可能，且为了避免冲突，有关组织、单位、部门是否愿意主动劝阻、调解和处理，也很难说。例如，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出示执法证件以及公安机关盖有公章的配合调查通知书，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保留配合调查通知书副本等等。
尤其是需要回答：（1）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基础上增加公安机关的拘留处罚，是否真地可以更加有效地减少此类传销活动？若财产罚不足以减少，增加几天关押的日子对违法分子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威慑作用吗？（2）这些传销活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否足以证明需要给公安机关不经法院即可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3. 关于第34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1）第34条第二项涉及在公共场所的穿着，而穿衣自由是人身自由不言自明的自然组成部分，有的时候穿衣还涉及到一种言论、一种表达，无论是对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还是言论自由的限制，都应该用相对明确的标准，而不是十分含糊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将是否统一采取此项措施的权力，完全交给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是不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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